石寨山滇王墓的秘密
1924年，越南清化省东山县东山村一个农民蹲在村后的马江岸边钓鱼。忽然暴雨大作，河岸崩塌，许多青铜器竟就这样被冲刷出来。然而这位农民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发现意味着什么，在拣获了这些青铜器后，便很随意地把它们卖给了清化省的税务官巴诺（L·Pajot）。当时法国设在河内的远东博古学院听说此事，立即委托巴诺作进一步调查。当他们知道这个地方还埋藏着同样的古物时，当即决定进行发掘。巴诺雇了不少民工，让他们排成行地向前挖掘，挖到什么就拣什么。很快就挖出了许多坑，确实挖到不少青铜器，其中有4面铜鼓。这是人们第一次有意识地挖掘到的铜鼓。
但是，税务官巴诺对田野考古一窍不通，他的发掘也纯粹是挖宝式的，被后来的考古学家称之为那个世纪资产阶级考古学的最低水平。他只顾拣东西，根本没有注意任何考古遗迹，以至于当时虽然有不少与铜鼓共存的其他遗物可以参考，但因为他的疏忽，仍不能准确地判断这些铜鼓的年代。1934—1937年，远东博古学院邀请瑞典考古学家阳士（O·R·T·Janse）继续发掘东山遗址，这次又获得两面铜鼓和一批铜鼓明器，根据这次挖掘，人们推断这些铜鼓的年代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后来，在越南海防造船厂越溪挖土工场的西汉独木棺墓中，在清化省密山和永宁的东汉砖室墓中又都发现有铜鼓，至此进一步明确了在东山发现的铜鼓的下限为公元2世纪甚至更晚。
早在1929年就有法籍俄裔学者V·戈鹭波（V·Coloubew）把黑格尔Ⅰ型鼓与东山文化联系起来，可是直到1968年至1971年间，越南学者才正式将黑格尔Ⅰ型鼓命名为“东山铜鼓”。
无论是黑格尔Ⅰ型鼓还是东山鼓，流行时间跨度很长——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2世纪；分布地域辽阔——除越南全境外，还包括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其他国家。这么庞大的鼓群，可以细分出若干个亚型，越南学者把它们分成5个组22个式，中国学者把它们分成早晚两个类型，早期的为石寨山型，相当于越南东山鼓的A组和B组；晚期的为冷水冲型，相当于越南东山鼓的C组和E组。
应当说中国云南石寨山型铜鼓的年代与早期东山鼓同期甚至还要早些。
那是1952年，云南省博物馆从昆明市面上买到一批青铜器，有戈、矛、剑、钺，这些器物花纹奇异，制作古朴，立即引起考古学家们的注意。他们到处打听这些铜器的来源。有人告诉他们，早在十多年前，晋宁石寨山就出土过这类铜器，但是它们大部分被当地官僚地主据为己有，其余的都当作废杂铜卖掉了。
1954年10月，考古学家们来到石寨山调查，证实了这里曾多次出土古代铜器的事实，遂决心从这里敲开云南古代青铜文化宝库的大门。
石寨山是一座南北长500米、东西宽200米的山丘，位于晋宁县城以西5000米，距滇池东岸约1000米处。由山顶向西看，五百里滇池碧波荡漾，苍苍茫茫，风景秀丽。从滇池往东看，石寨山恰似一条横卧在田野里的鲸鱼，腾波戏浪，似浮似沉，因而又叫鲸鱼山。据说汉武帝在长安演习楼船水战时修筑的昆明池，在池畔刻石作鲸鱼形，就是象征这座山的。
1955年3月云南省博物馆对石寨山进行了为期3周的发掘，成果惊人：发掘了两座古墓和一大片贝壳堆积遗址。在甲区第一号墓内清理出一面铜鼓和两件铜鼓形贮贝器，这是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亲手发掘出铜鼓。和铜鼓共存的器物还有铜锄、铜斧、铜犁、玛瑙、绿松石、赤金等珠饰，在一件漆奁内还盛有铜镜。由于有这样丰富的伴出物，使我们第一次有条件判明这种铜鼓是属于西汉时代，即公元前2—1世纪的遗物。
1956年11月至1957年1月云南省博物馆对石寨山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土坑墓 20座，出土铜鼓15面、铜鼓形贮贝器4件。在第6号墓的漆棺底部还出土了一颗“滇王之印”金印。在《汉书·西南夷列传》里有这样的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 （公元前109年）“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滇王之印”金印出土，印证了这段历史。
这些墓葬的发掘，对铜鼓断代和推定其族属提供了更直接、更坚实的依据。石寨山铜鼓与四出半两钱、五铢钱、四叶纹镜、昭明镜、“宜佳人”铭文镜、“长勿相忘”铭文镜等汉式铜器伴出，证明其流行年代在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晚期，即公元前3—1世纪。黑格尔Ⅰ型早期鼓的年代由此确定。
